开国少将曾克林回忆从沈阳乘飞机到延安向刘少奇朱德等汇报

延安汇报

我们十六军分区部队虽然接管了沈阳，控制了辽宁省的中小城镇和大部分地区，但是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蒋介石决心独霸东北;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和日伪汉奸、特务互相勾结，形成了新的联盟;土匪仍然在东北进行破坏和捣乱，驻扎在东北的苏军和国民党，苏军与我军、我军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同时存在，局面十分复杂。

当部队进入沈阳后，路透社、合众社、法新社、美联社等西方通讯社纷纷发出消息，指责苏联政府违背波茨坦三国联合公告，允许中国共产党的正规部队进入沈阳。沈阳卫戍司令部成立后，苏军曾一度把军火仓库交给我军看守。我军借看守仓库机会，打开仓库，拿出一批武器，迅速扩大队伍。美国得到消息，又向苏联提出交涉。当时，苏联出兵东北，是根据同盟国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决定的。但是，苏联政府又同国民党订了条约，根据条约规定，苏联红军在战胜日本侵略者后的三个月，必须将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否则，就有可能引起同盟国，主要是英美两国干涉的可能。本来.美国、英国在欧洲战场上与苏联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战后，其它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大大削弱了，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地位提高了，因此，它不但妄图称霸世界，而且想在远东和亚洲地区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这种态势下，东北成了当时影响国际局势的敏感地带。我军进入东北，美英等国不仅要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还对苏联施加压力，阻挠我军的发展。

但是，挺进东北，接管东北，解放东北人民，是我们党的既定方针。而且八路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抗日军队。八年来，我军一直在冀热江地区领导人民坚持最残酷的抗日作战，此刻接收日寇投降无可非议，完全合法。三国首脑会议及中苏友好条约把我军排斥于接收日寇投降之外，是不公正之举。

为了表示我党我军的决心，在东路部队出关后不久，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率领军区直属队和三个团、一个营共五干入，于九月六日进驻山海关。为了扩大影响，事先通知了苏军，苏军派汽车出城迎接，我军进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李运昌同志由苏军陪同，站立在敞篷汽车上向沿途群众招手致意，部队排着整齐的四路纵队向山海关开进，苏军摆开了五部电影摄影机，拍摄八路军入城场面。

到达山海关后，各界群众团体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随后，李运昌同志令十七军分区副司令员张鹤鸣率领该分区的第四十六团及我们十六军分区扩建的四十七团驻防山海关。他率领“前指”和十五团及警卫营继续沿北宁路前进，于九月十四日进驻沈阳。一起到达沈阳的有焦若愚、李荒等同志。我们十六军分区部队和苏军驻沈阳部队派出的代表及随军记者一起到火车站迎接。

与此同时，美英等国继续给苏联施加压力。世界上一些不明中国实情的新闻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及国民党报刊和广播均制造种种舆论，对苏联红军和八路军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驻沈阳苏军负责人感到对外难以应付和处置。苏军曾告诉我和唐凯同志，根据中苏条约，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锦州、热河等城市都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我们带部队离开沈阳。我和唐凯同志明确表示:我们是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命令来的，只有中央下令才能撤走，你们命令我们走是不行的。苏军没有办法，就向驻长春苏军最高司令马利诺夫斯基、远东前线最高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作了报告。同时迫切想找我党中央进行交涉。

从我们内部来说，我军是第一次接管沈阳这样的大城市，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场面，因此深探感到经验不足和力不胜任。我和唐凯等一些领导同志多次聚在一起议论:怎样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东北?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为了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解决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曾多次用仅有的一部十五瓦电台与上级联系，但由于电台功率很低，无法联系上。为此，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为了早一天得到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在李运昌同志未到达沈阳前，我请示并得到他同意，决定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这时，苏军针对当时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想找我党中央进行联系。因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一架飞机去延安。同时，又派两个代表作为联络人员与我一起前往，一个是卫斯别夫上校(作者注:在中央文电中译成贝鲁罗索夫中校)，作为马利诺夫斯基的全权代表，还有一个是中校翻译谢德明。临行前，我和唐凯同志进行了研究，并为此准备了汇报提纲。

九月十四日，飞机由沈阳北陵机场起飞。当天在内蒙古的多伦着陆加油。到达多伦，我才知道，张家口已被我军解放，冀热辽十四、十五军分区组成的另两路北进部队，也分别接管了承德和赤峰。其中西路的十三团由舒行率领，在兴隆收降了伪满两个旅、六个讨伐队，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挺进支队解放围场、隆化两县后，进入承德与舒行会合。中路的十一团和五十团在平泉与苏军会师后缴获了伪满国兵一个旅，尔后分兵进占凌源、朝阳等地。

在多伦，驻有苏军一个空降师。我在那里受到苏军热情接待，并在他们帐篷内住了一宿，第二天继续赶路。

九月十五日上午，我们一行飞向革命圣地一一延安。

飞机越过崇山峻岭，很快飞临延安上空，当我从机窗口鸟瞰延安城的时候，心中无比激动，离别党中央所在地已经整整八年，现在我又投入她的怀抱，犹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幸福。一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陆，杨尚昆、伍修权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汽车把我和两名苏联同志送到王家坪，并在那里吃了午饭。

这次延安之行，责任重大，但说实在话，当时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多少年后，我从各种史料的综合中才掂出了它的分量。

党中央对我及苏军代表到延安，是十分重视的。党中央也时刻关心着东北局势的发展。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对东北的情况是重视和了解的。中央曾派出党的骨干深入东北，依靠人民群众组成抗日队伍，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由于苏联出兵东北，中苏条约的签订，情况变得十分复杂。红军在我党我军进入东北后究竟持什么态度，党中央十分关心，同时从外交斗争考虑，中央对东北的方针又十分慎重。党中央对夺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也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党中央电告晋绥、晋察冀、山东等党组织:“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马上开往东四省”

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党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役问题。”

八月二十九日，中央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扎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地方军和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这说明，党中央虽然早已有争取东北的预案，但由于对东北的情况不大了解，又考虑到条约的限制和不明苏军的态度，因此没有定下派大部队前去争取东北的战略决心。但是，随着我军进军东北的发展和全国形势的变化，中央对东北的了解越来越清楚，争取东北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九月十日，党中央命令山东我军四个师立即向东北出动，东北军万毅部及冀中、晋冀鲁豫各一个团向东北行动，太行周桓率一个团及大批干部向东北出发。晋察冀谁备派二千五百名干部去东北，并命令李运昌同志准备派五个团接替山海关至沈阳的防务。这说明中央正在酝酿原来决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但是，这一战略方针没有最后定下来，因为要实行“向北发展”必须牵动全国各解放区的全方位的总体战略转移，牵动整个战争全局。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央考虑必须进一步弄清东北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正好由苏军代表和我一起到延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到延安.既是向中央汇报情况，又是为中央战略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来的。

九月十五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会前，彭真同志带我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高兴地与我握手。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可亲。当年在长征路上，我多次受到过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因而当再次见到少奇等同志时，感到格外亲切。我走上前去，向中央首长敬礼。少奇同志微笑着说:“你从前线回来，辛苦了，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

接着，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他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r，暂时很难有结果。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消灭汉奸，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国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

少奇同志接着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

会上，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我和唐凯同志一起，带领部队进军东北，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的情况。我介绍说，部队到达东北后，久经敌伪压迫的劳动人民揭竿而起，到处组织武装，打击敌人，武装自己，现我部已发展到两万余人，还在不断扩大部队。由于日本统治十四年，东北人民的苦难十分深重，纷纷参军参战，对敌斗争情绪高涨，我军扩军很容易。我们已接管了许多重要工厂及仓库，内有大批枪炮、弹药、军需物质、粮食。我还汇报说，苏军只驻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配合苏军，消灭敌伪势力，接管东北。

在我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少奇同志几次插话。他指着地图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少奇同志还说:“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十四年前出卖了东北，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他们一定不会死心，会抢占东北，夺取胜利果实。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少奇同志打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讲到这里，少奇同志充满坚定的信念。他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会上，少奇同志表扬冀热辽部队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在汇报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了好多问题，他们特别询问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少奇同志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当了亡国奴，他们的生活苦呀!”

朱总司令也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的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人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人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以刘少奇同志名义给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周副主席发了电报，电文说:“今天下午，有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作者注:卫斯别夫上校)乘飞机由沈阳到此，并由我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现任沈阳卫戍司令)同来。贝中校明日飞回沈阳，今天拟与贝中校正式谈话，详情另告。传令电台等侯。”

事后我获知，同贝中校正式谈话的是朱总司令和伍修权同志，他们的谈话内容我无法知道。后来得知，贝给我党中央带去了耐人寻味的谈判条件。譬如“按照红军统帅部的指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并要求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命令已进入满洲、热河的八路军，“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由于我军的力争，卫斯别夫与朱总司令最终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为满洲一个省，辖辽西十四个县)。

随后，苏军代表还正式表明态度说:“红军统帅部正式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友好地表示“元帅转告朱总司令，他不论对总司令个人，不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在我汇报结束后，当天，党中央立即给各中央局发出了通报，并向毛主席作了报告。通报的题目和令文如下：

曾克林对东北情况的报告

各中央局:

我冀东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奉命率一千五百人(作者注:指进驻沈阳的人数)于日寇投降后向东北前进，曾配合红军打下山海关、兴城、绥中、锌州、北镇等城市。八月十二日(作者注:应为九月五日)进入沈阳城，并被红军委为沈阳卫戍司令。昨随红军代表飞抵延安

据曾报称东北情况下:

(一)曾克林邵队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全为新式武器，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改编保安队万余人。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的一、二万人，己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从监狱释放甚多，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式器及资材若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支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根食无数，武器资材落在民间者甚多。

(五)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千人，并有大批伪组织式装均待改编。

(六)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中小城市及城乡无人管理，秩序混乱，伪组织等待交代或畏罪潜逃，土匪兴起，并占领若干小城市。

中央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当天晚上，我和少奇同志等中央首长一起吃了饭。

席间，彭德怀副总司令对我说:你们首先进入东北，是有功的，希望你们以后多搞点武器和大炮。过去战争时期我们的部队没有大炮，敌人就欺负我们，今后我们有了大炮，力量就大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就守不住了。临走时，我把随身带的手枪、子弹及望远镜留给叶剑英同志作纪念。

晚饭后，中央安排我到招待所休息。但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灯光彻夜通明。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

最后，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刘少奇同志强调:“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井指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改变南下意图，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谁备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中央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同志任书记，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由我陪同，立即乘飞机到东北工作，井令在途中的林彪不再去山东，转赴东北，统一领导军事工作。

九月十六日，我陪同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位同志乘飞机离开延安。

当时，中央考虑到苏方实行军衔制，而我方没有，为便于开展工作，在我们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决定，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了任命书。可以说，这是我军历史上最早授予军衔的人。

很赞哦!（77）